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10月,第九战区在长沙抵御日军第11军攻势,因电令被破译、第74军被围致长沙短暂失守,日军旋因兵力不继北返。本编辑录薛岳部署、徐永昌日记与双方战报对照。

事件背景

第二次长沙会战,又称第二次长沙战役,发生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第九战区在湖南长沙地区对日军第11军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就时间而言,它介于1941年3月之上高会战与同年末之第三次长沙会战之间,是第九战区该年度三度长沙作战之第二役,亦因长沙一度失守而格外引人瞩目。

长沙地处湘中,濒湘江、临洞庭,居粤汉铁路(当时尚未全线通车)与湘江水路之要冲,是连接华中与华南、屏障西南大后方之战略枢纽。自抗战军兴,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长沙成为正面战场最前线的省会城市,其得失直接牵动重庆中枢之安危与国际观瞻。日军若据长沙,则可威胁常德、衡阳,进而动摇西南;中国若失长沙,不仅湘省动摇,更将重创全国抗战士气。正因如此,1939年以来日军三度图长沙,薛岳三度御之,长沙遂成为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最惨烈、最反复的绞肉机之一。第二次长沙会战,正是在这一「必争之地」上演的又一幕攻防。

会战之背景,系于1941年急剧变动之战略局势。1月,日本大本营制定《对华长期作战计划》,定下「以维持治安、紧缩消耗为主」之方针;4月,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继园部和一郎之后——园部因上高受挫于同年4月调任、6月转预备役)着手制定长沙作战计划,意图在湖南方面寻歼第九战区有生力量;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生变,日军加强在湖南之作战准备,以为南进抽身预作铺垫。9月,阿南惟几调集第11军主力,计第3、第4、第6、第40师团等,总兵力约12万人(45个步兵大队、26个炮兵大队),并配属战车、工兵与航空部队,企图一举击破第九战区主力,而非长期占领地方。

就中国方面而言,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后退决战」「天炉战法」为指导,指挥约12个军、33个师,总兵力约30万人,于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道天然防线逐次布防,意图诱敌深入、两翼合围。前两次长沙会战(1939年、1941年初)日军均未得逞,薛岳声望正隆;然第二次长沙会战,因情报失误、部署受挫与第74军遭围,竟致长沙短暂失守,为薛岳抗战指挥史上之一大挫折。

此役之战略意义,在于检验了「天炉战法」于实战中之得失:诱敌深入之构想虽佳,然一旦关键部队(第74军)被围、两翼未能及时合拢,便有中枢失守之险。日军虽占长沙数日,终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及他战区「围魏救赵」之反攻而仓促北返,恢复战前对峙。故第二次长沙会战,实为一场「互有得失、终归对峙」之消耗战。

作战经过(逐日纪要)

据第九战区会战要报与日方战史,战役进程可缕述如下:

  • 9月7日: 日军第6师团围攻大云山,揭开会战序幕。大云山为湘北门户,其得失关系新墙河一线之安危。
  • 9月18日拂晓: 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分路向纵深突进。阿南惟几以优势炮空火力开路,中国军队依「后退决战」部署逐次抵抗。
  • 9月19日至21日: 日军渡过汨罗江。值得注意的是,日军此前破译了薛岳之部分电令,得以判断第九战区之企图,并针对性围歼精锐第74军,使中方部署顿陷被动。
  • 9月23日至26日: 日军逼进长沙,第74军在捞刀河谷与敌激战。日军第3师团投入后,第74军不支转进,长沙北部外围防御动摇。
  • 9月27日至28日: 日军第4师团突入并占领长沙;第3师团向株洲方向追击,29日占株洲。长沙自抗战军兴以来,首度为日军短期占领。
  • 9月下旬至10月初: 其他战区国军依「围魏救赵」之策,向岳阳、宜昌方向反攻,威胁日军侧后补给线。日军刚占长沙,即因兵力不继、态势孤立而北返回防。
  • 10月6日: 日军退至新墙河一线,恢复战前对峙态势。会战结束,历时约一月(中方有「三十三天」之评)。

综上,第二次长沙会战以长沙短暂失守始,以日军退回新墙河终,双方均未达成歼灭对方主力之战略目标,战线复归于战前之胶着。

参战序列与兵力对比

方面指挥官主要部队兵力概数
中国(第九战区)薛岳(司令长官)约12个军、33个师(含第74军等精锐)约30万人
日本(第11军)阿南惟几(司令官)第3、第4、第6、第40师团,第33师团两联队,独立混成第18、第14旅团,战车联队及航空、海军支援约12万人(45步兵大队、26炮兵大队)

就装备与火力而言,日军在炮兵、战车、航空方面占优,且破译电令使其指挥更具针对性;中国军队则以人数与纵深防线见长。第二次长沙会战之转折,关键在于第74军被围与日军破译电令,使薛岳「天炉」未能如期合拢,长沙因之失守。然日军亦受兵力所限,无法固守,终归北返。

关键人物

  • 中方: 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统筹防御,因长沙失守遭蒋介石斥责);第74军等各部军师长为实际作战骨干,其中第74军作为中央军精锐,此役被围受创,成为战局转折之关键变量。薛岳在此役后威信受损,然同年末第三次长沙会战即雪耻制胜。
  • 日方: 阿南惟几(第11军司令官,制定并指挥长沙作战,虽占长沙却未能歼灭第九战区主力,战后亦受批评)。其「打到长沙即转进」的有限目标,反映出日军此时已无力在正面战场持久占领广大区域。

天炉战法与前两次长沙会战

欲理解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得失,须回溯薛岳「天炉战法」之成形。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10月)时,日军第11军首次大规模进攻长沙,薛岳以逐次抵抗、两翼合击挫其锋芒,日军未得长沙而退。此役使薛岳声名鹊起,亦初步验证了「诱敌深入、合围聚歼」之构想。1941年初之「上高会战」(虽属赣北而非长沙,然同属第九战区),罗卓英以类似方针击退日军,更坚定了薛岳之信心。

所谓「天炉战法」,以薛岳自述之喻,乃「将敌诱至炉中,四面合盖,如熔铁般将其歼灭」。其要旨为:于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道天然防线逐次抵抗,消耗日军锐气;将主力控置于长沙外围,待敌深入,南北两翼同时出击合围。此一构想在兵力、地形有利时可收奇效,然其前提在于:情报不被敌掌握、关键部队不被过早围歼、两翼能如期合拢。

第二次长沙会战,正暴露了「天炉」之脆弱环节。日军破译薛岳电令,得以预判中方意图并针对性围歼第74军;第74军(上次上高与日后第三次长沙之核心主力)此役被围受重创,使「炉心」受损;两翼因情报外泄与调度迟滞未能及时合拢,日军遂得突入长沙。故第二次会战之失,与其谓「战法之败」,毋宁谓「战法执行中情报与关键节点失控之败」。此一教训,直接催生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更为周密之部署与保密措施。

毒气战与情报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另有两个值得史料留意的侧面:毒气战与情报战。

其一,毒气战。日军在历次长沙作战中多次使用化学武器,九二式重机枪阵地旁配备防毒面具之炮兵照片,正是这一现实的缩影。中国军队因防毒装备匮乏,深受其害;日方战史对此多隐而不书,惟照片、中方战报与战后调查可资互证。毒气战作为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今已为史界所公认,长沙战场即为重要个案。

其二,情报战。此役日军破译第九战区部分电令,堪称情报战之典型案例。破译使阿南惟几得以「知己知彼」,针对性围歼第74军,扭转了前两次会战中日军「盲攻」之劣势。中方此役保密之疏,成为失着之一。战后薛岳严饬电务保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未能再获类似优势,情报得失之反转,亦为此役与下役胜负易手之隐性关键。

关键史料(摘录通电、命令、日记与战报原文)

以下据第九战区战报、军委会电令、徐永昌日记及日方战史辑要整理。凡原文照录者以引用块标出;转述者注明「据记载」。

(一)第九战区「后退决战」部署命令(薛岳,据战史辑要):

「本战区以诱敌深入、两翼合围、聚而歼之之要领,于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逐次抗击;主力控置于长沙外围,俟敌深入,南北两翼同时出击,合围而歼之。各级须严守指定地区,节节抵抗,勿使敌过早突贯。」

此一命令,即「天炉战法」之核心:以空间换时间,诱敌入炉,合盖而熔。惟第二次会战因电令被破译、第74军被围,未能如愿。

(二)蒋介石斥责薛岳之电文(据战史与当事人记述辑要):

「长沙既失,尔未能善用天炉战法,致敌 penetrate 我纵深,占据我省会。着即整顿部署,迅速恢复态势,以赎前愆。中正。」

按:此电文内容为据战史与回忆转述,非逐字原件,要旨在于反映中枢对长沙失守之震怒与问责。

(三)军令部次长徐永昌日记(1941年10月,据《徐永昌日记》):

「此次长沙会战,我方俘获敌寇不到十个,而第4军损失极大,过汨罗江后已无战斗力。敌虽占长沙数日,终以兵力不继退去;然我之消耗,亦殊可观。」

徐永昌为军令部核心幕僚,其日记以直笔著称,对战果宣传每存疑虑。此条所记「俘获不到十个」,恰与日方所称「俘中方四三千」形成对照,足见双方战报之水分。

(四)日军第11军作战命令(阿南惟几,据日方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转述):

「第11军以击破第九战区主力之目的,以第3、第4、第6、第40师团为主力,向长沙方面进出;各兵团须迅速突贯敌阵地,捕捉并歼灭其精锐。航空兵团及战车部队协力作战。」

(五)日军战报片段(据日方战史):

「我军于九月二十七日突入长沙,占领该地;旋以任务达成、补给困难,于十月初向北转移,恢复原来态势。」

日方战报轻描淡写其占领长沙之举,而强调「任务达成」,对未能歼灭第九战区主力则避重就轻。

影像档案

日军九二式重机枪阵地。九二式系日军侵华主力重机枪,火力持续,为历次长沙作战日军步兵之重要支援火力。来源: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文件 Type 92 Heavy Machine Gun2.jpg。

1941年长沙作战中,戴防毒面具的日军炮兵。防毒面具的使用,反映当时日军已准备在战场使用毒气或防范中方可能之化学反击。来源: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文件 Japanese artillery soldiers with gas masks, Changsha, 1941.jpg。

1941年10月8日《写真週报》第189号封面,题为「湖南战线之烟幕」,记录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湖南前线的战地景象。来源: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文件 Shashin Shuho No 189.jpg。

按:上三图均藏于维基共享资源,系自由授权之历史影像。九二式重机枪与戴防毒面具之炮兵,呈现日军在长沙作战中的火力与化学战准备;《写真週报》作为当年日本官方战地画报,其封面「湖南战线之烟幕」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10月)之同期记录,为研究此役提供了日军视角的可视化史料。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在长沙一带多次使用毒气,防毒面具之普遍配备,侧面印证了化学战在这一战场之现实存在。

《写真週报》系日本内閣情报部主导发行之官方画报,每周刊行,专事战地宣传与「圣战」叙事。其封面影像虽经宣传筛选,却因摄于战时、出于日军随军记者之手,而具第一手影像史料之价值。今日研究者以中方战报与之对读,正可见同一场战役在敌我两方叙事中的不同剪裁:中方文献重歼敌与牺牲,日方画报重「皇军之勇」与战线烟幕之壮景。史料互证之要,正在对照这互不相容的两种目光,以逼近被双方共同遮蔽的战场实相。

伤亡与损失统计

第二次长沙会战之伤亡,中日双方记载对立尤为尖锐,兹列要如下表:

统计来源中国军队损失日军伤亡 / 被歼备注
日方战报称遗尸 5.4 万、俘 4,300战死 1,670(将校122)、负伤 5,184(将校272)、失踪14日方自报伤亡约6,868
第九战区战报损失重大(第4军尤甚)称击毙日军 4.8 万余、俘 8中方战报夸大战果
徐永昌日记(军令部)指第4军过汨罗江后无战斗力记真实俘获「不到十个」否定双方夸张战报

据上表,日方战报称己方伤亡仅约6,800人,却称歼中方五万余、俘四千余;第九战区则称毙日4.8万、俘8。徐永昌日记以军令部幕僚之直笔,指出中方真实俘获「不到十个」,第4军损失极大、过汨罗江后已无战斗力,直接否定了双方夸张之数。史家一般认为:中方实际损失重于日军(长沙失守即为明证),然日方所称「俘四千、遗尸五万」亦属夸大宣传;真实伤亡当介于双方极端数字之间,中方损失可能数万,日军伤亡数千至万余。

此外,日方战报另记战马战死1,168匹,可见其辎重与机动部队损耗亦不小。综合而言,第二次长沙会战是一场惨烈消耗战,双方均未能达成歼灭对方主力之目标,而长沙失守使中方在宣传与士气上暂时受挫。此一「失而复归」的结局,恰为此役与第三次长沙会战之间承前启后之关节所在。

各方记载对照

  1. 中方叙事(第九战区、军委会战报): 强调「予敌重创」「歼敌四万八千」,对长沙短暂失守则归因为日军破译电令、第74军被围等偶然因素。薛岳战后力陈战果,然中枢(蒋介石)以其失守省会而严责之。徐永昌日记之直笔,恰为官方战报之修正。
  1. 日方叙事(第11军战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以「长沙占领」为战果,夸大俘获与中方损失,自报伤亡极低。日方史料之作战地图、部队调度、破译电令之运用,对还原战役进程极具价值,但其战果数字显有宣传成分。
  1. 第三方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在战术上略占上风(占长沙、重创第74军等部),然战略上未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之目的,且因兵力不继仓促北返。中方虽失长沙,却保住了战区主力,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之胜奠定基础。

综上,此役宜定位为「战术上日军占先、战略上互有得失」之消耗战。薛岳「天炉战法」在此次暴露出破译风险与关键部队被围之弱点,然其经验直接促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更为周密之部署。

本节尚须辨明一种常见误解:论者或据「长沙失守」一事,径以第二次会战为「中方大败」。然就战略全局观之,日军虽占长沙数日,却未能歼灭第九战区主力,且因兵力不继、他战区反攻而仓促北返,战线归于原状。中方虽失省会、损精锐,却保住了战区骨架,为尔后第三次长沙大捷预留了本钱。故第二次会战与其说是「败」,不如说是「受挫的消耗战」——它用一次失守的代价,换来了天炉战法在情报、保密与关键节点保护上的修正,而这修正,正是第三次长沙「雪耻之胜」的伏笔。治史者若将三度长沙会战连贯视之,方能见其「败—胜」背后的逻辑线索。

会战之战略与国际背景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41年,正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转折之前夜。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北进」受阻,南进之势渐明;日军急于在华「解决事变」以抽身南进,故于湖南发动攻势,意图摧毁第九战区这一正面战场之支柱。此役与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次长沙会战相继发生,构成1941年中国战场承前启后之关键链条。长沙之得失,不仅关乎湘省安危,更牵动重庆中枢对正面战场战略信心之涨落。

纪念与史料留存

长沙会战相关遗迹,今存于湖南长沙、岳阳一带,岳麓山、捞刀河等地留有战壕与纪念碑;长沙有抗战文化纪念设施。此役原始档案主要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第九战区、军委会、军令部战报、电令、日记(如《徐永昌日记》)等卷宗;日方资料则见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及部队战史,破译电令之记载尤具情报史价值。研究此役,宜以中日双方战报互为参证,并以徐永昌一类直笔日记校正浮夸,方得近真。此外,日军《写真週报》等同期影像,亦为不可多得的对方视角史料,宜与中方文献对读,方不致偏信一端。

参考资料

  1.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1941年10月条),有关长沙会战俘获与损失之记述。
  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朝云新闻社),有关第二次长沙作战部分。
  4. 蒋介石相关电令(1941年9—10月),据战史与回忆辑要。
  5. 维基百科「第二次长沙会战」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第二次长沙会战),供时间、序列核对。
资料来源
  • 正文:据公开出版的抗战史著作与史料汇编整理
  • 图片:中文维基百科(各图具体出处见图片下方标注)
  • 条目性质:面向公众的普及性整理,详见编审说明
  • 最后校订: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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