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制沿革(1932—1945)
“731部队”是侵华日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正式番号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俗称。在对外行文与伪装中,它先后使用过“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等化名,以掩盖其从事细菌战研究与人体实验的真实性质。该部队由军医石井四郎主导创立,其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石井四郎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20世纪20年代末曾赴欧美考察,注意到细菌武器在军事上的潜在价值,回国后极力鼓吹日本应建立细菌战研究体系。1932年,他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防疫研究室”,同年被派往中国东北,在哈尔滨宣化街(原东省特别区图书馆旧址)设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前身机构,对外称“加茂部队”。1933年前后,日军在黑龙江五常县背阴河一带设立被称为“中马城”的秘密实验场(对外称“东乡部队”),开始进行早期的人体实验,这里被认为是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源头之一。
1936年,经日本天皇敕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正式编成,石井四郎任部队长。1938年起,日军在哈尔滨平房区营建占地约6平方公里的大型军事基地,1940年前后基本建成。基地以一座回字形(俗称“四方楼”,即7号楼)的巨大建筑为核心,内设细菌研究、活体实验、监狱与焚尸炉等配套设施工事,周边划为戒备森严的“特别军事区”,当地中国居民被强制迁离。
除哈尔滨本部队外,日军还在中国与东南亚设立了若干细菌战分支: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部队长佐藤俊二)、北平的“甲字第一八五五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广州的“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新加坡的“冈字第九四二〇部队”,以及驻长春专门从事牲畜细菌战的“第一〇〇部队”。这些单位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化的日军细菌战网络。
在人员规模上,平房基地全盛时期编有约3000至5000名军医、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与士兵,分为研究、生产、实验、教育、补充、诊疗等多个部门,其中直接管理“马路大”(被实验者)并负责焚毁尸体的“特别班”尤为隐秘。部队长先后为石井四郎(1936—1942、1945回任)、北野政次(1942—1945)。

(来源:Wikimedia Commons,摄影 Jonashtand,CC BY-SA 4.0)
二、组织架构与“马路大”
平房基地按“部—班”体系运作。第1部主营细菌研究,下辖田部班(鼠疫)、高桥班(鼠疫)、太田班(伤寒、副伤寒)、凑班(霍乱、炭疽)、二木班(结核)、笠原班(病毒)、内藤班(病理)等研究班;第2部主营实战与应用研究,并大量繁殖感染鼠疫的跳蚤;第3部主营滤水器与细菌兵器;第4部(由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等分管的“马”字与“樱”字设施)主营大规模生产;第5部主管教育与训练;第6部主管防疫;第7部主管补充;第8部主管诊疗;另有直接管理“马路大”与焚尸的“特别班”。
“马路大”(まるた,意为“圆木”)是被强行抓捕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以及部分盟军战俘的代号,被视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实验材料。他们被关押在“四方楼”地下牢房,几乎无人能生还。据原队员供述,“四方楼”曾同时关押数百人,历年遇难于人体实验者估计达数千人(平房一处);所有尸体最终被送进焚尸炉或埋入乱葬坑,以销毁证据。
三、人体实验:以“马路大”为材料的反人类罪行
人体实验种类繁多,以下为其中的主要类别:
- 细菌感染实验:对健康人接种鼠疫、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结核、梅毒、斑疹伤寒等病原体,观察发病与致死过程;为观察脏器变化,不少人在未麻醉状态下被活体解剖,孕妇与儿童亦未能幸免。
- 冻伤与低温实验:吉村班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令被实验者肢体冻结,比较冷水、温水等不同复温方法对组织的破坏,为关东军在极寒地区的作战提供数据。
- 减压(压力舱)实验:将被实验者送入可模拟高空低压的压力舱,观察因气压骤降导致的耳、肺、肠管破裂与死亡,与航空医学相关联。
- 武器与弹片伤害实验:以手榴弹、步枪、毒气、火焰喷射器,乃至鼠疫弹(宇治式50型细菌弹)对准活人测试杀伤半径与效果。
- 其他实验:还包括输血与换血、饥饿与干渴、高速离心、人与马血互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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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均在被实验者毫不知情、毫无反抗能力且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的情况下进行。据各方估计,仅平房基地一处在1939—1945年间死于人体实验的“马路大”就达数千人,受害者包括中国爱国人士、平民、苏联与朝鲜人,以及少量盟军战俘。
四、细菌战的实施:宁波、常德、衢州与浙赣战役
731部队不仅从事研究,更直接对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其典型做法是由飞机投撒携带感染鼠疫跳蚤的谷物、棉絮与纸片,或在水井、河流中投放菌液,制造瘟疫以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主要战例包括:
- 农安(1940年前后):吉林农安曾爆发鼠疫,有研究将其与731部队的活动相联系。
- 宁波(1940年):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开明街一带投下混有感染鼠疫跳蚤的麦粒、面粉与物品,随后城区爆发鼠疫,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地方志对此有专门记载。
- 常德(1941年11月):11月4日前后,日军飞机在湖南常德城区投下带菌的谷麦、棉絮与纸片。常德随即爆发持续至1942年的鼠疫流行,城区及邻近乡村出现大量死亡。战后常德地方建立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录”收录了遇难者姓名,成为追究历史责任的重要民间证据。
- 衢州与浙赣战役(1942年):为配合浙赣作战并报复中美空军利用浙江机场,日军在衢州、金华、义乌、江山、玉山等地大规模撒布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细菌。衢州一带疫情绵延数年,造成极为惨重的平民伤亡,地方志与受害者调查对此有详细记录。
- 华北等地:驻华北的“甲字第一八五五部队”等亦曾在华北多地实施霍乱等细菌攻击。
关于各地细菌战的具体死亡数字,不同调查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都一致表明:日军细菌战给中国城乡带来了深重、长期的人道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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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战争末期的罪证销毁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迅速崩溃。在此前后,731部队奉命炸毁平房基地的主要建筑、焚烧档案,并将剩余的“马路大”毒杀或释放,部队长石井四郎指令全体队员撤回日本本土,并以所谓“沉默的誓言”要求队员终身隐瞒罪行。这些举动使战后初期大量罪证被毁,但部分档案、遗址与幸存者记忆仍得以保留,成为日后追责的基础。石井四郎本人战后隐姓埋名,于1975年死亡;北野政次战后亦曾在日本医疗机构任职。
六、战后审判与石井四郎等人的免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核心成员被盟军拘捕。然而,由于美国当时急于获取日军细菌战研究成果以增强自身生物战能力,美方调查人员与石井等人达成秘密交易:以交出研究资料为条件,换取其主要成员免于作为战犯起诉。其结果是,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关键人物既未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追究,也未被引渡至伯力受审。这一免责交易长期不为外界所知,直到20世纪后期美国档案逐步解密后才为世人所确认。东京审判的公诉书中几乎未触及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罪行,成为二战后国际审判体系中引人痛心的缺憾。
七、伯力审判:迟到的正义
与东京审判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史称“伯力审判”。主要被告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冢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兼支队长川岛清、第731部队生产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以及来自第一〇〇部队的平樱全作等。
法庭听取了多名证人的证词,并展示了细菌弹、培养设备与生产记录等物证,确认被告所属部队研制、生产并实际使用细菌武器,且对人的活体实验构成反人类罪行。全体被告被认定有罪,分别被判处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审判材料随后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出版,成为研究731部队的核心原始文献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伯力审判并未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已被美国以“资料换豁免”方式保护起来的核心人物,这是战后审判体系的一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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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史反思与记忆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等著作出版、原队员陆续公开作证,731部队的罪行逐渐为更广大的公众所了解。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原址上建立,2015年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成为揭露与铭记这段历史的重要场所。
1997年起,来自浙江、湖南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在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承认罪行、谢罪与赔偿;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虽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赔偿请求,但首次在司法上认定日军曾实施细菌战并造成中国平民受害。尽管后续上诉未获支持,这一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今天,731部队与细菌战的历史被写入教材与纪念馆展陈,警示世人:科学绝不能沦为残害生命与践踏人性的工具,反人类的罪行必须被永远铭记与谴责。
九、石井四郎与部队的扩张
石井四郎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0年代曾奉命赴欧美考察,目睹各国军方对细菌武器的关注,回国后极力主张日本建立系统的细菌战研究体系,并凭借其活动能力获得军部支持。在他的推动下,731部队从哈尔滨宣化街的一处小据点,发展为占地约6平方公里、编有数千名军医与研究人员的庞大基地。其研究方法之系统、手段之残酷,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属罕见。除平房本基地外,石井还推动在南京、北平、广州、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使细菌战能力覆盖关东军与中国派遣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并与驻长春的“第一〇〇部队”形成人、畜细菌战的分工。
部队第4部(生产部门)具备大规模培养细菌与繁殖感染鼠疫跳蚤的能力。原队员在伯力审判中供认,第4部下辖的“马”字与“樱”字设施可成批生产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菌液,并装配宇治式细菌弹,以备实战投放。这种将科研、生产与作战一体化的体制,使731部队区别于一般军事医学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细菌战工厂。
十、分支部队的细菌战活动
除哈尔滨本部队外,日军各地的细菌战分支亦各自实施过细菌攻击。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除研究外,也在华中地区进行过人体实验与细菌投放;北平的“甲字第一八五五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在华北多次实施细菌战,其中1943年的“十八秋鲁西作战”即以霍乱菌在冀南、鲁西一带大规模撒布,造成范围极广的疫情与大量平民死亡,是华北细菌战中最严重的案例之一。广州的“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新加坡的“冈字第九四二〇部队”也参与了南方各地的细菌战活动。这些分支与哈尔滨本部队共享研究数据与使用方法,构成一张覆盖中国乃至东南亚的细菌战网络。
十一、罪证陈列、公众记忆与受害者纪念
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原平房基地遗址上建立,馆藏包括细菌弹、培养设备、人体实验记录、受害者遗物与照片等,系统展示了部队的编制、研究与犯罪过程。馆区内的“四方楼”遗址、焚尸炉遗迹与新馆陈列,每年接待大量参观者,成为爱国主义与和平教育的重要基地。2015年,该遗址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同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与731部队罪证共同构成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除哈尔滨外,浙江衢州、湖南常德等地也建立了细菌战受害纪念碑,地方史志系统整理了疫情与遇难者档案,使受害记忆得以在地传承。
十二、国际认知、史实捍卫与编年
731部队的罪行在国际上常被与纳粹人体实验并列,视为二战中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联合国于1972年通过《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从国际法层面否定了细菌战的合法性。然而战后数十年间,日本国内部分势力长期淡化甚至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围绕教科书与历史认识的政治争议持续不断。正因如此,伯力审判记录、原队员证词、遗址陈列馆与受害者诉讼以多源互证捍卫了不可篡改的历史真相。
主要编年:1932年石井在哈尔滨设防疫给水部前身;1936年经天皇敕令正式编成;1938年起营建平房基地;1939年诺门罕战役期间日军曾使用细菌武器;1940年宁波细菌战;1941年常德细菌战;1942年浙赣战役中的衢州等地细菌战;1945年8月日军炸毁基地、撤回日本;1949年伯力审判;1980年代起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等推动社会认知;1997年起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2015年平房遗址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铭记这段历史,既是为了告慰遇难者,也是为了警示世人:科学绝不能沦为残害生命与践踏人性的工具。
十三、与南京大屠杀并列的反人类罪行
在抗日战争的日军暴行谱系中,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与细菌战,常与研究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等并列,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代表。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是日军攻占首都后对平民与战俘的大规模屠杀;731部队的罪行则以国家机器以“科学”之名 systematically 地实施杀戮为特征。两者共同揭示了战争对人性与文明的极端践踏,也共同构成中国抗日战争记忆中不可回避的创伤。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后美国与石井等人的免责交易,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对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作出认定与判决,却几乎未追究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与细菌战责任。这一缺失,使731部队的罪行长期游离于国际司法的聚光灯之外,直到伯力审判与后来的历史研究才被系统揭示。
今天,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别以实物、档案与证言固守着两段历史真相。它们提醒世人:对战争罪行的清算不能因政治交易而缺席,对遇难者的纪念不能因时间流逝而淡去。唯有正视历史,才能守护和平;唯有铭记反人类的教训,才能防止悲剧重演。
十四、史料的来源与研究方法
关于731部队的史料,主要来源包括四类:其一为伯力审判的庭审记录与《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其二为原队员的证词与回忆,如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所依据的采访;其三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馆藏与遗址考古发现;其四为20世纪后期解密的美方档案。这些材料相互印证,构成多源互证的研究基础,也使任何对罪行本身的否认都难以立足。对731部队的研究,因此成为以档案、物证与口述史综合复原战争罪行的范例。
十五、和平教育的当代意义
将731部队与细菌战的历史纳入纪念馆、教材与公共纪念,目的并非延续仇恨,而是培育珍视生命、维护和平的共识。当参观者面对“四方楼”遗址与密密麻麻的遇难者名册,理解科学应有的伦理边界与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便能更深刻地体认和平的来之不易。这正是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这段历史也提醒科技工作者:医学与生物学研究的初心是救死扶伤,一旦脱离人道约束,最前沿的科学也可能沦为最锋利的杀人工具。正因如此,包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内的纪念场所,始终把“科学与人道”作为展览与教育的核心命题,引导公众思考技术进步与价值底线之间的关系。铭记不是为了让仇恨延续,而是为了让和平更有重量。
十六、科学伦理的永恒警示
731部队以“防疫给水”的伪装行反人类之实,其最大警示在于:当研究脱离伦理、服从于战争机器时,知识便会走向它的反面。战后,医学界以《纽伦堡守则》《赫尔辛基宣言》等文件反复确认“知情同意”与“不伤害”的底线,正是对此类罪行的制度回应。今天,面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等新前沿,731部队的教训更显切近——任何研究都必须在法律、伦理与国际监督之下运行,绝不能被任何名义的“特殊需要”所豁免。把这段历史讲透,是纪念馆与教科书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哈尔滨平房原址). 见:中文维基百科“731部队”词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731部队
前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伯力审判记录). 1950.
森村诚一. 《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 朝日新闻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相关资料.
新华网. 《731部队新罪证还原伯力审判战犯认罪过程》. https://www.news.cn/world/20260518/4f5cb9f0110942ba85dbd8346e257cde/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