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与细菌战史料(含伯力审判与战后免责)

本史料辑录731部队的建制、人体实验与细菌战(常德、衢州等)罪证,以及伯力审判与战后免责交易的历史记录。

一、部队番号与伪装

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正式编制名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其番号“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取自1941年关东军各部队统一编号的结果。在对外公文与往来中,该部队长期使用“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等代号,以掩盖其从事细菌战研究与人体实验的真实性质。部队长石井四郎(后由上将北野政次接任,1945年石井回任)是该体系的缔造者,他主张以细菌武器作为“成本低、效果大”的作战手段,并大力游说日本军部予以支持。部队表面以“防疫给水”为旗号,向关东军提供净水与防疫服务,实则建立了规模空前的生物武器研发与人体实验体系。

二、平房基地与“四方楼”

1938年起,日军在哈尔滨平房区兴建大型细菌战基地。基地以一座回字形(“口”字形加内部方格)的7号楼——俗称“四方楼”——为核心,楼内设有细菌研究室、标本室、冻伤实验室、减压实验装置以及用以关押被实验者的地下牢房;楼外配有养殖鼠类与跳蚤的设施、细菌培养基生产车间、动力与供水系统,以及用于销毁证据的焚尸炉。整座基地戒备森严,周边划为“特别军事区”,当地中国居民被强制迁离。1945年8月日军溃退时,基地的主要建筑被爆破炸毁,大量档案被焚毁。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址(哈尔滨平房)
(来源:Wikimedia Commons,摄影 Jonashtand,CC BY-SA 4.0)

三、人体实验的种类与部门分工

根据伯力审判记录、原队员证词与遗址出土文物,731部队内部按“部—班”体系运作:第1部主营细菌研究(含田部、高桥、太田、凑、二木、笠原、内藤等研究班),第2部主营实战与应用研究并大量繁殖感染鼠疫的跳蚤,第3部主营滤水器与细菌兵器,第4部(由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等分管的“马”字与“樱”字设施)主营大规模生产,第5部主管教育与训练,第6部主管防疫,第7部主管补充,第8部主管诊疗;另有直接管理“马路大”与焚尸的“特别班”。

在“四方楼”地下牢房里关押的被实验者,几乎无人能生还。人体实验种类繁多,以下为其中的主要类别:

  1. 细菌感染实验:以鼠疫、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结核、梅毒、斑疹伤寒等病菌感染“马路大”,记录潜伏期、症状与致死率;为观察脏器变化,不少人在濒死或刚死时被活体解剖,且多不使用麻醉。
  2. 冻伤实验:吉村班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环境中令被实验者肢体冻结,比较冷水、温水等不同复温方法对组织的影响,为关东军在极寒地区的作战提供数据。
  3. 减压与真空实验:将人置入可模拟高空低压的压力舱,记录因气压骤降致人耳、肺、肠管破裂而死亡的过程;该实验亦与航空医学相关。
  4. 武器伤害与弹道实验:以手榴弹、步枪、毒气、火焰喷射器,乃至鼠疫弹对准活人测试杀伤半径与效果。
  5. 其他实验:还包括输血与换血、饥饿与干渴、高速离心、人与马血互换等。

731部队成员绘制的监舍与减压舱(八边形为减压舱)示意图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所有这些实验均在被实验者毫不知情、毫无反抗能力且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的情况下进行。据各方估计,仅平房基地一处在1939—1945年间死于人体实验的“马路大”就达数千人,受害者包括中国爱国人士、平民、苏联与朝鲜人,以及少量盟军战俘。

四、细菌战的实战案例:常德、衢州与宁波

日军细菌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有组织的作战行动。以下最具代表性:

  • 宁波细菌战(1940年):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开明街一带投下混有感染鼠疫跳蚤的麦粒、面粉与物品,随后城区爆发鼠疫,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地方志对此有专门记载。
  • 常德细菌战(1941年11月):日军第731部队与第1644部队协作,以飞机在湖南常德城区投下混有感染鼠疫跳蚤的粮食、棉絮与纸片。随后常德爆发鼠疫,疫情持续至1942年,城区及邻近乡村出现大量死亡。战后常德地方建立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录”收录了遇难者姓名,成为追究历史责任的重要民间证据。
  • 衢州细菌战(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为报复中美空军利用浙江机场并配合浙赣作战,日军在衢州、金华、义乌、江山、玉山等地多次撒布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细菌。衢州一带疫情绵延数年,造成极为惨重的平民伤亡,地方志与受害者调查对此有专门记载。

731部队平房基地“四方楼”全景,1940年由部队航空摄影班拍摄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五、伯力审判记录与战犯名录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主要被告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冢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兼支队长川岛清、第731部队生产分部长柄泽十三夫、第一〇〇部队科学工作员平樱全作等。

法庭听取了多名证人的证词,并展示了细菌弹、培养设备与生产记录等物证,确认被告所属部队研制、生产并实际使用细菌武器,且对人的活体实验构成反人类罪行。全体被告被认定有罪,分别被判处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审判材料随后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出版,成为研究731部队的核心原始文献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伯力审判并未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已被美国以“资料换豁免”方式保护起来的核心人物,这是二战后审判体系的一大缺憾。

六、战后免责交易与美国档案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当局出于自身生物战研究需要,与731部队核心人员达成秘密协议:石井四郎等人交出细菌战研究数据、报告与标本,作为交换,美方不将其作为战犯起诉,亦不引渡至东京或伯力受审。这一交易使得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公诉书中几乎未触及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罪行。

数十年来,随着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文件逐步解密,这一免责交易的具体过程与内容被学界陆续证实。它说明,对战争罪行的追究曾让位于冷战初期的大国战略利益,也使许多受害者长期未能获得应有的司法正义。

七、幸存者、遗属与历史诉讼

自20世纪90年代起,浙江(宁波、衢州、义乌、丽水等地)与湖南常德等地的细菌战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组成原告团在日本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要求日本国承认细菌战事实、谢罪并赔偿。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虽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赔偿请求,却在判决理由中明确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军民实施了细菌战,并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这一事实认定为受害者的历史诉求提供了司法层面的支撑。

今天,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常德与衢州等地的纪念碑与展览,以及持续的历史研究,共同构成了对这段反人类罪行的记忆与反思。铭记731部队与细菌战的历史,是为了捍卫人道底线,防止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

八、史料的来源与价值

关于731部队的史料,主要来源包括:伯力审判的庭审记录与《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原队员的证词与回忆(如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所依据的采访);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馆藏与遗址考古发现;以及20世纪后期解密的美方档案。这些材料相互印证,共同构成追究历史责任、开展和平教育的坚实基础。

九、分支部队与鲁西霍乱作战

日军细菌战并非仅由哈尔滨本部队实施。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北平“甲字第一八五五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广州“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等分支,均在各自作战方向从事细菌研究与实战投放。其中,北平的“甲字第一八五五部队”于1943年组织实施“十八秋鲁西作战”,以霍乱菌在冀南、鲁西一带大规模撒布,造成范围极广的疫情与大量平民死亡,是华北细菌战中最严重的案例之一。这些分支与哈尔滨本部队共享研制数据与使用方法,形成覆盖中国主要战场的细菌战体系,其罪行同样应被记入历史。

值得补充的是,日军细菌战的对象不仅是中国军民。在苏联边境与太平洋战场,日军亦曾试探以细菌武器攻击敌方人员与牲畜;而位于长春的“第一〇〇部队”专门研究针对马、羊等牲畜的细菌战,意图以饥饿削弱敌方的战争潜力。人、畜并重的细菌战体系,揭示了日军反人类罪行的系统性与计划性。

十、编年大事记

为清晰呈现731部队与细菌战的历史脉络,主要节点如下:

  • 1932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宣化街设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前身(加茂部队);同年在五常背阴河设“中马城”实验场。
  • 1936年:经天皇敕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正式编成,石井任部队长。
  • 1938年:哈尔滨平房基地动工兴建,1940年前后建成。
  • 1939年:诺门罕战役期间,日军曾使用细菌武器。
  • 1940年:浙江宁波细菌战,城区爆发鼠疫。
  • 1941年:湖南常德细菌战,疫情持续至1942年。
  • 1942年:浙赣战役中,衢州、金华等地遭大规模细菌撒布。
  • 1945年8月:日军炸毁平房基地、毒杀或释放“马路大”,部队撤回日本。
  • 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审判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
  • 1981年: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出版,推动社会认知。
  • 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 2015年:平房遗址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十一、战后成员去向与史实捍卫

战后,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多名核心成员回到日本,部分人凭借在部队期间积累的研究资料进入医药、生物企业界或学术界,这进一步凸显了免责交易的深远后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围绕731部队的历史认识长期存在争议:既有原队员的勇敢作证与民间团体的追责努力,也有右翼势力对罪行的淡化与否认。正因如此,伯力审判记录、原队员证词、遗址陈列馆与受害者诉讼以多源互证的方式,捍卫了不可篡改的历史真相。

今天,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常德与衢州等地的纪念碑与展览,以及持续的历史研究,共同构成了对这段反人类罪行的记忆与反思。铭记731部队与细菌战的历史,是为了捍卫人道底线,防止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也是为了告慰那些在人体实验与细菌战中无辜死难的千万遇难者。

十二、人体实验的国际比较与纽伦堡审判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常被与纳粹德国的人体实验(如奥斯维辛的“双胞胎实验”等)并列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在纽伦堡对纳粹医生进行专门审判(1946—1947年的“医生审判”),确立了以《纽伦堡守则》为代表的医学伦理底线,明确禁止未经同意的人体实验。讽刺的是,同样实施 systematical 人体实验的731部队,却因美国的免责交易而几乎躲过了国际审判,其核心成员未受惩处。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历史落差,至今仍是战争罪行追责史上引人深思的教训。

十三、细菌战对战后生物武器控制的启示

731部队的罪行,从反面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生物武器的管控。日本在1925年曾签署《日内瓦议定书》承诺不使用细菌武器,却在其后大规模违反;这一虚伪先例促使国际社会在战后进一步建构约束机制。联合国于1972年通过、1975年生效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正是对包括731部队罪行在内历史教训的制度回应。今天,防止生物武器扩散、规范生物研究伦理,仍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而731部队的历史则是最沉痛的教材。

十四、受害者调查与历史书写

为还原细菌战的真实伤害,中日民间与水学者长期开展受害者调查。湖南常德在1990年代组织了对细菌战遇难者的专项调查,建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录”;浙江衢州、义乌、金华等地亦整理了疫情档案与遇难者名册。这些地方层面的调查,与伯力审判记录、原队员证词相互补充,使“细菌战造成中国平民大量死亡”这一事实获得坚实的实证支撑。将这类调查写入地方史志、纪念馆展陈与教科书,是捍卫历史真相、抚慰遇难者的重要工作。

十五、结语

731部队与细菌战的历史,是一面映照人性深渊的镜子。它提醒我们:科学的进步若脱离人道约束,可能沦为最锋利的杀人工具;战争的胜利若不以正义的清算为归宿,便难以真正告慰遇难者。今天,哈尔滨的罪证陈列馆、常德与衢州的纪念碑,以及持续的历史研究与受害者诉讼,共同守护着这段不容篡改的记忆。铭记,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十六、国际社会的回应与跨国记忆

731部队的罪行早已超越中日两国的范围,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记忆工程、国际二战史学界的研究交流,以及中日民间和平团体的互访,都在不同层面推动着对这一罪行的共同认知。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正视历史的力量也在持续发声:原队员的证词、和平组织的活动、以及部分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史实教育,构成抵御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防线。跨国记忆的形成,使731部队的历史不仅是中日之间的议题,更是全人类反思战争与科学的共同课题。

十七、对当代生物安全治理的镜鉴

在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731部队的教训具有现实紧迫性。如何防止前沿生物研究被武器化、如何建立跨国核查与伦理审查机制、如何在危机中守住人道底线,都是这段历史留给当代的课题。将731部队的历史写入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讨论,有助于在国际社会凝聚“生物武器绝不可为”的共识,也从反面印证了1972年《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深远价值。铭记过去的黑暗,正是为了守护未来的光亮;而守护光亮,需要的不只是记忆,更是制度与伦理的持久建设。

十八、遗址保护与地方记忆的延续

除哈尔滨的罪证陈列馆外,浙江衢州、湖南常德等地的细菌战受害纪念碑与地方史志,构成了从北到南的记忆网络。常德建立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录”,以姓名与住址的具体记录,使抽象的“灾难”还原为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衢州则将疫情档案、老兵口述与遇难者名册系统整理,纳入地方记忆工程。这种“在地化”的记忆延续,让细菌战的历史不只是教科书上的一段文字,而是与具体社区、具体家族相连的伤痛。正是这种细微而坚实的记忆,使任何对历史的淡化都难以立足。

十九、面向未来的责任

研究并传播731部队与细菌战的历史,最终指向的是面向未来的责任。对遇难者最好的告慰,是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对历史最好的尊重,是让真相不被掩埋、不被扭曲。无论是研究者、教育者还是普通公众,都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为此尽力:走进纪念馆、阅读原始档案、支持受害者追寻正义、在国际场合主张禁止生物武器。当记忆转化为行动,731部队的苦难才真正获得了意义。

二十、史料的开放与公众查阅

近年来,随着伯力审判记录、美方解密档案与陈列馆馆藏的数字化,731部队相关研究资料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公众可通过纪念馆、档案馆与学术数据库查阅原始文献,这既便利了研究,也使历史教育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开放史料,是抵御遗忘与扭曲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当更多人能够直接面对证据,任何对罪行的否认都将失去土壤。把档案留给未来,是我们这一代对历史应尽的责任。

参考文献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见:中文维基百科“731部队”词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731部队
前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伯力审判记录). 1950.
森村诚一. 《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 朝日新闻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相关资料.
新华网. 《731部队新罪证还原伯力审判战犯认罪过程》. https://www.news.cn/world/20260518/4f5cb9f0110942ba85dbd8346e257cde/c.html

资料来源
  • 正文:据公开出版的抗战史著作与史料汇编整理
  • 图片:中文维基百科(各图具体出处见图片下方标注)
  • 条目性质:面向公众的普及性整理,详见编审说明
  • 最后校订: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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