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

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十八名日本甲级战犯,七人处绞刑。本文汇编法庭宪章、判决书及梅汝璈法官语等第一手史料,并对照各方评价。

事件背景

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MTFE)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对发动侵略战争的首要责任者进行的国际司法审判,与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并称,是「以法治终结战争」理念在远东的实践。其法理基础源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同盟国关于制裁战犯之一系列决定。

1945年9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三十九名战犯嫌疑人。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IMTFE Charter),正式于东京市谷(原陆军省、参谋本部所在地)设立法庭。法庭由中、美、英、苏、法、荷、澳、加、新、英属印度、菲等十一国各派一名法官组成,澳大利亚籍法官威廉·韦伯(William Webb)任庭长。中国法官为梅汝璈,检察官为向哲濬,顾问检察官倪征燠其后加入辩护反驳。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处(IPS)对东条英机等二十八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5月3日开庭。

审判持续至1948年11月12日,共开庭八百一十八次,出庭证人四百一十九名,受理证据四千三百三十六份,纪录达四万八千余页。二十八名被告中,二人(松冈洋右、永野修身)于审判期间死亡,一人(大川周明)因精神疾病被免诉,实际判决二十五名。1948年11月4日起,判决书开始宣读,至12日读完,长达七百余页。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于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其余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重光葵七年、东乡茂德二十年等)。东京审判与盟国在南京、马尼拉、新加坡、仰光等地审判乙、丙级战犯之军事法庭相互配合,构成战后对日战犯审判之完整体系。

审判进程详述

东京审判之程序,依英美法抗辩式展开。1946年5月3日首次开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代表十一国检察团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以共同计划或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其后分为「检察方立证」与「辩护方立证」两阶段,历时两年余。检察方传唤大量证人,包括曾参与决策之日军将领、外交官及受害国代表;并就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人体实验(731部队)等暴行提出证据。辩护方则以「胜利者正义」「反和平罪溯及既往违宪」等理由抗辩。

判决书由韦伯庭长主读,长达七百余页,分编年史与罪责认定两大部分:编年史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39年诺门罕冲突,至1941年珍珠港与太平洋战争,逐年梳理日本之侵略轨迹;罪责认定则就各被告之职务行为与知情程度,分别量定刑罚。判决书明确将「反和平罪」置于诸罪之首,确立「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之重罪」之原则,此一法理判断影响及于后世之国际刑事法院。

关键史料(摘录宪章/起诉/判决书原文)

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1946年1月19日)节录

"The Tribunal established by this Charter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try and punish Far Eastern war criminals who as individuals or as members of organizations are charged with offenses which include Crimes against Peace, Conventional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本宪章所设之法庭,有权审判并惩罚以个人身份或组织成员身份被控犯有反和平罪、常规战争罪及反人道罪之远东战犯。」

宪章并规定法庭之管辖权、证据规则与量刑权限,为审判提供程序法基础。

二、起诉书对二十八名被告的指控(1946年4月29日)节录

据记载,起诉书本旨在于证明各被告「以共同计划或阴谋,发动并对中国、美国、英联邦各国、荷兰、法国及苏联实施侵略战争」,其罪状分为「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三类,并特别指控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被告涵盖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外相(广田弘毅、重光葵)、陆相(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海军将领(木村兵太郎)等军政首脑。

三、判决书对侵略战争的认定(1948年11月)节录

"The Tribunal finds that the war waged by Japan against China was a war of aggression... and that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was a surprise attack contrary to the obligations of Japa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法庭认定,日本对中国所发动之战争为侵略战争……而对珍珠港之攻击,系违反国际法义务之突然袭击。」

判决详细梳理自「九一八」事变(1931)至太平洋战争(1941)之侵华与扩张过程,认定日本军政首脑对战争负有主要责任,并逐项认定各被告之罪责。

四、梅汝璈法官语(据其日记与著述)

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审判前后留下大量文字。其有言曰: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难。」

此语常被引为东京审判中国立场之代表,强调审判意在确立法理与警示未来,而非单纯报复。梅汝璈在法官会议中据理力争,使判决书列入日军「违反战争法规」之具体罪行,并力主对南京大屠杀责任者严惩,其贡献为中方史料所重。

影像档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审判现场,设于东京市谷原陆军省址,法官席与检辩双方分列,旁听席满座。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1946年7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十一国法官合影(前排中为庭长威廉·韦伯,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列)。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伤亡与损失统计

东京审判本身为司法程序,不统计战斗伤亡;但审判所追究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正是造成数千万军民死伤的侵略战争的产物。下表列示盟国在亚太地区审判日本战犯的总体情形(数字据东京审判及各地审判之汇总,为约数):

项目数量(约)说明
东京审判被告(甲级)28名实判25名,2名死于审前,1名因精神病免诉
判处绞刑7名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判处无期徒刑16名含荒木贞夫、畑俊六等
判处有期徒刑2名重光葵7年、东乡茂德20年
开庭次数818次1946-05-03 至 1948-11-12
出庭证人/证据419人/4,336份纪录逾4.8万页
各地审判乙丙级战犯被诉5,423人判刑4,226人,死刑941人(盟国各地军事法庭合计)

说明:上述乙丙级数字为盟国在日本本土以外各地(含南京、马尼拉、新加坡、仰光等)军事法庭之合计,与东京审判(甲级)并行,共同构成战后对日战犯审判体系。各界对数字之统计口径略有差异,引用时宜标「约」。

各方记载对照

东京审判之评价在各方史料中差异极大:

  • 同盟国/战胜国:视审判为以法治终结「侵略有罪」原则之确立,与纽伦堡审判同为人类以司法约束战争之里程碑;中国史料尤重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罪行之被认定与记录。
  • 日本保守势力:部分文献质疑审判之「胜利者正义」(victor's justice),认为对日本单列「反和平罪」溯及既往;亦有意见认为昭和天皇未被起诉系出于占领需要之政治权衡,使审判之完整性受质疑。
  • 日本左翼与和平团体:多支持审判结论,强调须正视侵略与加害责任,并以此教育后代,反对修宪与重整军备。
  • 中国学界与公众记忆:梅汝璈等中国法官之参与,被视为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之象征;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司法认定,成为此后相关纪念与史料整理之重要依据,亦与南京审判相互印证。

史料汇编应将判决书原文、各国法官意见、以及日本国内外之评价并陈,供读者自行研判,而非仅取一端。

参考资料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01-19)及《判决书》(1948-11)。
  2.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著述及日记),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文献。
  3. 向哲濬、倪征燠等中国检察官相关档案与回忆录。
  4. 盟国乙丙级战犯审判统计,各国军事法庭报告书。
  5. 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庭审纪录。
  6. 维基共享资源相关影像条目(File:IMTFE2.jpg 等)。
  7. 维基百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词条。

史料时序(年表)

  • 1945年9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三十九名战犯嫌疑人。
  •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法庭。
  • 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等二十八名甲级战犯起诉。
  •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东京市谷正式开庭。
  • 1946年7月29日:十一国法官合影,庭长韦伯居中。
  • 1947—1948年:检辩双方立证,传讯数百名证人,提出数千份证据。
  • 1948年11月4日:判决书开始宣读,至12日读完,长达七百余页。
  • 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终结,实际判决二十五名被告。
  • 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七人于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 1949年起:盟国各地乙、丙级战犯审判陆续完成。
  • 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盟军占领期结束。

原始文献与档案目录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1月19日颁布。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国际检察处,1946年4月29日。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948年11月,七百余页。
  4. 梅汝璈法官日记与著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
  5. 向哲濬、倪征燠等中国检察官之法庭陈述与回忆录。
  6. 基南(首席检察官)开庭陈述记录。
  7. 各被告供词与辩护方书状——法庭档案。
  8.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证据册。
  9. 十一国法官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
  10.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庭审录音与影像。
  11.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庭审纪录与被告书简。
  12. 维基共享资源相关影像条目(File:IMTFE2.jpg 等)。

东京审判之档案浩繁,研究当以判决书与庭审纪录为骨干,辅以各国法官意见与当事人回忆,方足以评价其历史与法理意义。

史料笺注(要籍解题)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颁布,规定法庭管辖权与三类罪名(反和平、常规战争、反人道),为审判之程序法根基。
  2. 《起诉书》——国际检察处对二十八名甲级战犯之指控,以「共同计划或阴谋发动侵略」为枢轴,列举多项暴行。
  3. 《判决书》——1948年七百余页,分编年史与罪责认定,确立「侵略战争为国际法重罪」之原则。
  4. 梅汝璈日记与著述——中国法官之庭内交锋与庭外思考,记其力主严惩南京大屠杀责任者之努力。
  5. 向哲濬、倪征燠法庭陈述——中国检察官之立证与反驳,尤重侵华史实与暴行证据之呈现。
  6. 基南开庭陈述——首席检察官定调,强调以司法终结侵略,为审判宗旨之宣示。
  7. 各被告供词与辩护书状——东条英机等之自辩,多称「自卫」与「受命」,为研究战犯心态之素材。
  8. 暴行证据册——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731部队等专题证据汇编。
  9. 法官个别意见——韦伯、梅汝璈等之意见与少数反对意见,展现不同法域立场。
  10. 庭审录音与影像——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为研究法庭程序之动态证据。
  11.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纪录——被告书简与庭审纪录日方副本,可作对照校勘。
  12. 纽伦堡审判对照文献——欧、亚两法庭并观,可见「胜利者正义」争论之共通脉络。
  13. 乙丙级战犯审判统计——盟国各地军事法庭数字汇总,显示审判体系之总体规模。
  14. 维基共享资源影像——如十一国法官合影,便于公众检索之开放档案。

扩展年表

  • 1946年春:宪章颁布、起诉、开庭,审判三阶段紧密衔接。
  • 1946—1948年:检辩立证逾两年,证人逾四百、证据逾四千份,纪录逾四万八千页。
  • 1948年11月:判决书宣读,实际定罪二十五名。
  • 1948年12月:七名甲级战犯绞刑,东京审判终结。
  • 1949年后:各地乙丙级审判陆续收尾,战犯审理体系完成。
  • 1952年:占领结束,然审判之历史与法理争议延续至今。

史料综述(审判之历史与法理意义)

东京审判之意义,超越对二十八名被告之定罪,而在于以司法程序确立「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之重罪」之原则。此前国际法中虽有战争罪之概念,然以个人身份追究国家领导人「反和平罪」,实为创举。判决书循编年史逐年梳理自一九二八年以来日本之侵略轨迹,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连贯为一场有计划的侵略,此一叙事成为战后认识东亚战争之主干,影响及于各国教科书与学术论述。

然审判自伊始即伴随「胜利者正义」之争议。辩护方主张「反和平罪」溯及既往、违反罪刑法定;部分日本舆论更认为昭和天皇未受起诉,使审判之完整性受损。同盟国内部亦非全然一致:苏联法官对部分认定持有异议,印度法官帕尔提出长篇反对意见,质疑东京审判之正当性。这些分歧意见本身,已成为研究战后国际法与实践的重要原始材料,史料馆自当并存,而非仅取多数意见,方足以供后世研判。

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与倪征燠之参与,使东京审判具有鲜明之中国维度。梅汝璈在法官会议中力主将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列入判决书,并反驳为被告开脱之论;其日记与著述,是中国学界理解审判、并据以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依据。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之司法认定,亦与南京审判相互印证,构成责任追究之完整证据链,使侵略罪行之认定不因法庭层级而割裂。

从更长时段看,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启以国际刑事司法约束侵略之尝试,其精神延续至前南、卢旺达国际法庭乃至国际刑事法院。然其未竟之处——如对天皇责任之回避、乙丙级审判之不平衡——亦为后世所检讨。史料汇编之责,正在客观呈现判决、异议与各方评价,使读者得以全面研判,而非简单以「正义」或「不公」二字概之。

史料馆编者按(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条目之编纂,意在呈现一座档案之山,而非一句结论。判决书、起诉书、宪章、各国法官之意见与异议、中国法官之日记,皆当并列。读者若能遍读这些材料,自会发现「正义」与「胜利者正义」之争论,并非后人强加,而早已内含于审判本身;史料馆之责,正在于不替读者删去任何一方之声。

梅汝璈等中国司法人员之参与,使审判深具中国维度。其力主将南京暴行列入判决书、反驳为被告开脱之论,皆为中方在战后国际法场域争取话语权之实例。相关日记与著述之收录,既补足官方纪录之微观,亦使今人得见当年中国法律人如何在列强之间为本国受害民众争一公正。

审判之未竟之处,亦须如实留存。天皇责任之回避、乙丙级审判之不平衡、印度法官帕尔之反对意见,皆为后世检讨之素材。史料馆若只存定谳,而无异议,则失其「馆」之谛;唯并存异见,研究方得深入,教训方得真切。

从更长时段看,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启以国际刑事司法约束侵略之尝试,其精神延续至今。然其局限亦提醒世人:司法虽能定罪,却难尽弥历史之创;真正之和平,仍有赖于记忆之诚实与对话之持续。本条目所列诸档,愿为此种对话提供可被核查之起点。

补记(审判文献之开放)

东京审判之文献,战后曾长期分散于各国档案馆。近数十年,美国国家档案馆陆续公开庭审录音与影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亦提供部分纪录之检索,相关数字档案计划更将判决书、起诉书、证据册汇于一处。史料馆建议研究者善用此类开放资源,以原本校核二手论述,避免以讹传讹,亦避免以情绪代证据。

审判研究之活力,正来自新材料之不断出现与旧结论之不断被检验。当年之异议意见、未被采纳之证据、各国媒体之报道,皆可作再审之资。史料馆不预设结论,惟尽力汇集,使东京审判既不神化为绝对正义,亦不被简化为纯粹政治工具;其作为人类以法治约束侵略之首次大规模尝试,价值自在,局限亦自在。

史料馆尤重中国维度之呈现:梅汝璈、向哲濬、倪征燠等人之文献,既见中国受害之深,亦见中国法律人争取公道之努力。将此与东京审判整体并观,方能得见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角色之实况。此条目所列,仅为浩瀚档案之导引;深入者当循参考文献,直面原本,方不负史料馆编纂之初衷。

余录

审判文献之价值,不在供给定论,而在供给材料。读者若能由本条目所列判决书、日记、异议意见顺流而下,自可形成独立判断。史料馆不代读者下结论,惟将材料备齐;此乃其不同于宣传之处,亦是其可信之处。东京审判之回响,至今未绝;以档案直面之,方是对历史最好的敬意,亦是对受害各国人民最好的告慰。本条目谨供入门,深入者请循参考文献直探原本,毋止于一得之见,方能得审判之全貌与局限。

史料馆编纂此条,惟愿来者于卷帙之间,得见公道之重、和平之珍,与战后秩序之得来不易。

资料来源
  • 正文:据公开出版的抗战史著作与史料汇编整理
  • 图片:中文维基百科(各图具体出处见图片下方标注)
  • 条目性质:面向公众的普及性整理,详见编审说明
  • 最后校订: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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