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为解决本国及占领区劳动力不足,大规模强掳中国民众充当苦力。1942年11月,日本内阁正式决定从中国“输入”劳工,华北派遣军向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达征召令,多数劳工系被日军抓捕,或被日华劳务协会、华北劳工协会以欺骗手段招募,这一系统性强掳行动被日方称为“猎兔作战”。青岛设有专门关押待运劳工的“劳工训练所”,被关押者遭受冻饿等非人折磨,有人因反抗遭镇压,随后被押上运矿轮船送往日本。
在满洲国,1937年起日本推行“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劳动力需求激增,转而从华北及东北本地大量征集劳工。1942年至1945年8月进入“战时体制”后,推行“劳务新体制”“国民皆劳”,强制征派、抓捕民众,增设监狱和矫正辅导院,迫其在厂矿服苦役。劳工在饥寒中长时间从事繁重劳动,死者尸体被随意抛弃或掩埋,形成众多万人坑,仅阜新即有5个大型万人坑,埋有6至7万名死难劳工;军事工程完工后,日军常为防泄密杀害劳工。
被押至日本者,据日方统计1943年至1945年间共169批,分布在135个工地,从事矿业、土木建筑、装卸、造船等业,每天劳动常超十小时,宿舍设高墙电网,出入受哨兵监视,通信受限,伤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甚多。劳工以河北籍最多,山东、山西、河南次之,原身份多为农民,亦有被俘士兵、警察、职员、教师和学生,年龄最小11岁、最大78岁。1945年6月30日,原国民革命军上尉连长耿谆在花冈组织劳工暴动,遭两万军警围捕,被俘者受辱死伤极多。山东高密人刘连仁1944年9月被掳至北海道昭和煤矿,次年7月逃入山中躲藏13年,1958年才被发现。战后劳工及遗属多次对日索赔,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以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为由判定中方失去裁判请求权,原告连遭败诉;鹿岛建设、日本冶金工业、西松建设、三菱材料公司等先后以和解或赔偿方式处理相关诉求。